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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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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都之战”

、“上都兵变”

等宫廷斗争和流血冲突,都证明了上都极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地位。

大元帝国的广袤的地域和稳定的展,极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和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土、商人、游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和展了友好关系。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126t年),郎国(欧洲)使者曾到开平朝见忽必烈,“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

。同年高丽王王植也派王子率高丽参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卉平。庞德四年(13oo年)缅国木连城领阿散哥遣其弟者苏率91人的使团来中国。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见者苏。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顺帝召见。

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来,被称为“色目商贾”

或“回回商人”

。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带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极高的礼遇。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述了上都的宫殿、寺院、宫廷礼仪、民情风俗,向世界介绍了上都,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国外的科学家也来到上都工作,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展。波斯科学家扎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任筹建天文台,至元八年(1271年),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汗赐封扎马刺丁为提点,为元王朝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长。扎马刺丁研制子多种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

。曾任北司天文台少监的冯天章及著名科学家郭守敬都曾受到扎马刺丁的影响。

上都城有着众多的佛寺、道宫、回回寺和文庙。除了蒙古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活跃.著名的两次佛道两次大辩论影响深远。佛道两家争辩,由朝庭下旨组织辩析.两家相约:道胜则僧冠而为道,僧胜则道削而为僧。第一次,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佛教代表少林寺长老福裕驳倒了全真教派的领李志常。第二次1258年“蒙哥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汉地佛道两教代表人物进行第二次辩论。参加辩论的佛教僧侣3oo多人,道士2oo多人,达官显贵和儒士2oo多人,吐蕃(土波)人班弥恒、八思巴作为统领释教的帝师和克什米尔僧人那摩等宗教领也参加了辩论大会。各抒己见,不同思想文化争鸣,轰动朝野。

上都由于是蒙元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世界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行着多种语言文字。官方通用蒙古文,其文字有畏兀字和八思巴新字。有汉文、藏文和亦思替非(古伊朗波斯)文。

孔庙、八思巴帝师寺地位崇高。懦学、蒙古字学、医学、天文学都很兴盛。

元世祖忽必烈126o年在上都即大汗皇位。即位诏书大讲“文治”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

.中统二年(1261年)世祖皇帝向全国颁了一道诏书,“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有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

至元四年(1267年)拨巨款重建孔庙。至顺二年(1331年)和至元二年(1336年)两次颁诏令,向上都孔庙赐碑。

有庙即有学。孔庙得到尊崇,儒学也广为传播。中华文化三大传统,懦、道、佛都有了深入展。懦家思想核心是“仁”

,“仁爱”

。崇尚道德.道家以自然为法,“道法自然”

,崇尚无为的自然主义,主张“天人合一”

,佛家从“解脱”

坐标观照人生,信奉“无常故苦”

的价值判断,为人们提供了解脱方法和途径的精神依托。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人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三家融合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切。二是对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三是重视心性修养。儒、道、佛得深入阐释和东西方多种宗教与学说的广泛展都说明了蒙元文化的多元化与繁荣。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蒙元时期文化和多元性和广收兼容有着显著的特点,这是和贯通欧亚的广袤疆域与文化大视野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大融合相一致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中华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基础形成的。

令世人瞩目的是在元王朝近百年的展中,文化艺术特别是元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元杂剧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多种词曲和技艺的展成果,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在中华文化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著名的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成为名传千古之人。《窦娥冤》、《西厢记》等一大批佳作,在戏剧和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对后来戏曲的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杂剧留存下来的作品有15o种左右,成为人类戏剧和文学艺术的瑰宝。

诗歌、书画也有了高水平的展,出现了一批书画和诗歌大家。赵孟頫书法师承王羲之。圆转遒丽,人称赵体。诗画俱佳。元好问多有传世之作,是有名的诗人和诗评家。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繁荣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华大文化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的广袤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宽广的内涵。中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交汇,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展和提高的时空。上都作为元王朝的夏都和蒙古大汗的祥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与大都相比,上都视为“蒙古人的故土”

。与大都相比,同样作为蒙元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上都文化更多体出了蒙古文化的本色。多了萨满教、质孙宴、马奶宴、白翎雀歌舞,品茗芍药等草原特色。元世祖忽必烈潜藩之际即在上都所在的金莲川建立幕府,为元王朝的建立作了思想、文化、理论、人才等多方面的准备。从36岁的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苦心经营十年,46岁时(126o年)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道国学古录》卷十)上都距原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哈刺和林较近,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对联络、控制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蒙古宗亲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化上同样成为蒙古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是融汇蒙古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集大成之地,是蒙元时期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说,上都文化是元朝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文化高度展,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强国,也对世界的文化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行省制度行中书省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元朝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行省制度的渊源行省制度渊源于魏晋的行台。北朝、隋和唐初,都曾置行台(或称行台尚书省)于外州以行使尚书省职权,亦设尚书令、仆射、尚书、丞、郎等官,但不必皆备。如任职者权大位高,则称大行台。多是因军事需要而设的临时机构,唐太宗以后取消这种建置。金初,曾置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以治河南地,后罢。金章宗时(119o~12o8),遣尚书省宰臣出征、戍边或处理地方重大事务,许便宜行事,称行省于某处。金末,为抵御蒙古和镇压农民起义,常命宰臣出镇诸路,或以宰相职衔授予地方长官,皆称行省,先后所置有大名、河北、陕西、河东、中都、山东、东平、辽东、上京、益都、京东等行省。同时,蒙古所占金地,多委付归降的金朝官吏或地方军阀管辖,并仿照金朝官称随宜命职,其辖土大者,也授为行省,如石抹明安、石抹咸得不父子为燕京行省,严实为山东西路行省(或称东平行台),张荣为山东行省(或称济南路行省),李全为山东淮南行省(或称益都路行省)等,但都不带宰相职衔,与金朝的行省不同。后来,这一类行省名号逐渐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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